關于所謂“產能過剩”問題的中方立場

(2026年7月)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

《人民日報》(2026年07月29日 第 10 版)

目 錄

前 言

一、全面客觀看待全球產能和所謂“過剩”

(一)全球產能格局持續發展演變，是國際產業分工合作的結果

(二)客觀認識全球經濟發展中“產能過剩”現象

(三)應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來衡量不同經濟體和不同行業的“產能過剩”情況

二、對“產能過剩”相關四對關系的看法立場

(一)產業補貼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二)貿易順差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三)經濟失衡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四)市場競爭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三、中國堅持在開放合作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一)中國現代化產業快速發展靠的是創新驅動

(二)中國產業運行始終平穩健康靠的是持續深化改革

(三)中國現代化產業發展對世界不是“中國沖擊2.0”而是“中國機遇2.0”

四、共同推動構建開放包容的全球產供鏈合作格局

(一)促進互利共贏，推動共同發展

(二)尊重市場規律，推進經濟全球化

(三)加強產業政策協調，維護良好合作環境

(四)擴大市場開放，共創合作機遇

(五)堅持多邊主義，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結束語

前 言

經濟全球化為世界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勁動力，促進了商品和資本流動、科技和文明進步、各國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擋的歷史大勢。產業合作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是推動全球經濟持續復蘇、促進各國共同發展的重要路徑。

近年來，國際經貿格局深刻演變，大國競爭加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快重塑。有關國家和經濟體對自身產業競爭力、市場地位的擔憂增多，將經貿問題政治化，炒作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問題，指責中國產能沖擊世界市場，并以此為借口不斷加碼對華限制措施，保護主義加劇升溫。

中方始終認為，看待產能問題，要堅持全面、客觀、公正的態度，既要歷史地看、也要辯證地看，秉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護主義，只會擾亂全球經貿秩序，不利于全球產供鏈安全穩定和產業合作健康有序發展，給世界經濟增長帶來長期風險。

為澄清有關事實，闡明中方對所謂“產能過剩”相關問題的政策立場，特發布此文件。

一、全面客觀看待全球產能和所謂“過剩”

(一)全球產能格局持續發展演變，是國際產業分工合作的結果。

全球產能格局歷史演變進程。第一次工業革命以來，隨著生產力不斷發展和經濟全球化深化，各類生產要素在世界范圍內加速流動，全球產出和需求中心不會固定在某個國家或地區，工業產能在不同國家和地區間的分布不斷變遷，主要經濟體工業產出全球份額也隨之發生變化。1880年，英國工業產出全球占比達22.9%的高點。一戰前后，美國繼英國之后成為世界工業中心，1953年工業產出全球占比高達44.7%。

二戰后全球工業格局逐步由單一中心走向多中心。隨著經濟全球化快速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全球歷經多輪產業轉移，從美向歐轉移、歐美向日本轉移，再到向東亞、向中國轉移，以及當前中國部分產業向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轉移，形成了北美、歐洲、東亞三大區域生產制造中心，三者制造業增加值全球占比分別為17%、17%、38%。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是積極融入經濟全球化，參與國際產業分工的結果，也是全球生產制造網絡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客觀認識全球經濟發展中“產能過剩”現象。

“產能過剩”是市場經濟中的動態現象。市場經濟下的產能供需，始終處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動態循環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產能狀態。產能是否過剩取決于供需關系，在產業生命周期中是動態調整的，供需平衡是相對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全球化時代，國際產能增減與全球供需的變化也是相互關聯的。技術變革過程中，新興產能創造新供給，舊有產能冗余，出現階段性、結構性供需失衡。經市場機制調整，供需格局向新的均衡狀態收斂。

“產能過剩”概念認識不一，全球尚未形成廣泛共識。各界對“產能過剩”問題一直存在爭議，主要國際組織均未作出官方定義。世界貿易組織(WTO)協定中未對“產能過剩”進行界定，也沒有針對“產能過剩”的條款。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認為“產能過剩”是一個復雜概念，需要結合宏觀經濟場景進行理解。經濟學者多從宏觀微觀維度對“產能過剩”進行描述，認為從宏觀層面看，是用來描述全行業生產能力顯著超出市場有效需求總量的現象;從微觀層面看，是由于市場壟斷競爭導致的企業實際產出未達到最優產出的狀態。各國經濟實踐中，由于經濟周期波動，市場上產品生產能力超出有效需求的狀態普遍存在。不同國家、不同行業對產能是否過剩這一經濟現象，判斷標準、角度差異很大。有的經濟體出于地緣政治、貿易保護等特定目的，炮制各種新的標準，簡單、機械或者泛化界定所謂“產能過剩”，企圖強加于人，這些所謂的概念標準既不符合發展規律，又背離各國實際，站不住腳。

(三)應根據不同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來衡量不同經濟體和不同行業的“產能過剩”情況。

產能利用率指標常被用來衡量“產能過剩”情況，但需要結合各國實際區別看待。經濟學中產能利用率是指實際產出與潛在產出的比值，不同經濟體產能利用率的合理區間不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斷標準。有關機構數據表明，發達和快速成長經濟體的產能利用率中值多位于75%—80%區間，欠發達國家產能利用率一般在50%—64%之間。這是由于欠發達國家受基礎設施、資金等多種因素制約，導致產能無法充分釋放。

不同行業產能利用率差別較大。根據歐盟27個成員國公布的725個行業產能利用率最新數據，低于70%的有169個。一些傳統行業產能利用率明顯低于平均水平。比如，有的國家飲料、家具等行業的產能利用率在65%左右，橡膠、化工、塑料等行業僅有40%—50%。美聯儲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制造業產能利用率為75.7%，但分行業看差異較大，計算機及外圍設備達到83.2%，紡織及皮革制造、汽車及零部件、初級金屬、家具及相關產品、通信設備產能利用率都低于70%。從各國經濟實踐看，產能利用率用以衡量產能使用狀況有一定客觀性，但不能用來絕對化判斷不同經濟體、不同行業是否存在產能過剩。

二、對“產能過剩”相關四對關系的看法立場

(一)產業補貼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產業補貼與產能過剩不存在必然聯系。合理的產業補貼政策有助于糾正市場失靈，推進技術創新、環境保護、減少貧困、促進均衡發展，并不會造成所謂的“產能過剩”。很多國家都會結合自身國情、產業發展需要，采取各有側重的產業政策，如為新興產業提供研發補貼、為農業提供風險補貼等，也是世貿組織成員合法的產業政策和貿易政策工具。聯合國貿發會議多份報告指出，近五年來全球產業政策數量快速增長，為新興產業提供研發補貼、給予稅收優惠、提供低息貸款已成為國際通行做法。

世貿組織成員普遍追求公平、普惠、透明的補貼，大國應該在補貼合規上作出表率。補貼本身不是問題，但應當在開放、公平、合規等世貿組織原則下合理使用。大國是全球產業發展的領頭羊，產業政策也有很強的外溢和示范效應，應當帶頭反對補貼濫用，反對采取歧視性補貼政策。美國《通脹削減法》計劃2022—2031年提供7500億美元各類補貼，其中獲得補貼的電動汽車需滿足本土或北美生產和銷售等條件，將其他世貿組織成員排除在外。美國對人工智能領域的產業補貼，更是遠超其他所有國家。據不完全統計，歐委會2021—2030年間將提供超過1.44萬億歐元的各類補貼。歐盟《工業加速器法案》通過“歐盟原產”要求，將本地含量與財政支持直接掛鉤。各國都應著眼于做大全球發展蛋糕，合理合規出臺包括補貼在內的產業政策，而不應將其作為限制別人發展的工具。中國愿同各方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就補貼政策開展討論，共同規范相關做法。

中國始終嚴格遵守世貿組織規則，致力于建立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補貼體系。多年以來，中國在補貼的合規性、科學性、透明度方面，不斷規范和完善相關政策，對部分地方一些不規范的做法也專門進行了清理規范，建立了統一的地方財政補貼負面清單管理機制等。中國政府切實及時全面履行透明度義務，2025年6月提交的最新一期中國政府2023—2024年中央和地方補貼政策通報實現全國覆蓋。中國補貼平等適用于各類市場經營主體，主要補在科技研發、技術產業化攻關、市場消費等環節。更多采用公共服務、技術標準、技能培訓等市場化、引導性間接手段，重點支持技術研發創新、中小企業發展、綠色節能等領域。比如，消費品以舊換新中，堅持內外一致，汽車和家電以舊換新、數碼和智能產品購新補貼政策都做到一視同仁，外資企業積極參與、同等受益。

(二)貿易順差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出口多、順差大不等于產能過剩。順差主要反映的是國內總儲蓄和總投資之間的差額，主要包括貨物和服務貿易順差。從全球經濟發展史看，英國、美國、日本、德國等制造強國都曾長期保持順差，德、日經常項目順差占GDP比重超過6%的情況也較常見。新興市場出口快速增長，印尼、墨西哥等也都成為順差國，巴西、越南等連續10年實現貿易順差。從行業產品看，美國芯片80%用于出口，波音公司交付的商用飛機約2/3銷往北美以外的客戶。歐盟的汽車、藥品、化妝品，2025年順差分別為922億、2146億和116億美元。如果按照順差大必然產能過剩的邏輯，這些出口多、順差大的行業和產品是否也要視為“產能過剩”?貿易順差是全球產業分工和供需結構共同作用的結果，并不意味著產能過剩。

中國從不刻意追求貿易順差。中國出口增長既源于規模經濟與創新能力提升，也來自各國綠色轉型和工業化發展的需求。比如，中國對歐出口增長主要集中于光伏、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和化工產品等，更多反映了綠色轉型帶動對能源產品的需求，以及能源危機抬升了歐洲化工等行業的生產成本。中國也從不刻意追求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份額，相關產品出口比重由2012年的20.7%下降為2025年的15.1%。從貿易利益分配看，“順差在中國，利益在各方”，2025年外資企業占中國出口的27%、順差的16%，順差和利潤增速都快于本土企業。從整個國際收支看，雖然中國貨物貿易有較大順差，但服務貿易、投資收益都有逆差，總體上經常賬戶順差占GDP比重約3.7%，處于國際公認合理區間。

中國積極推動進出口平衡發展。中國進口規模連續17年居全球第二，成為近80個國家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已對63個國家實施零關稅政策，是全球首個對所有非洲建交國和所有建交的最不發達國家實現全覆蓋零關稅待遇的主要經濟體;是唯一一個舉辦國際進口博覽會的國家，已成功舉辦8屆，累計意向成交額超過5800億美元。中國正在開展“出口中國”系列活動，持續加大“買全球”力度，支持全球更多優質產品和服務進入中國。“十四五”期間，中國累計進口規模超過90萬億元，充分說明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更是“世界市場”。

當前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各類貿易保護主義措施抑制全球經濟增長，嚴重干擾了正常的貿易往來和貿易秩序，破壞了全球合理的產能流動和布局。需要各方尤其是貿易大國相向而行，維護自由貿易，多做暢通便利的事，少做筑墻設壘的事，促進全球貿易平衡可持續發展，推動全球產供鏈穩定暢通。

(三)經濟失衡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全球經濟失衡是歷史常態、根源復雜。在二戰后形成的國際分工體系和經濟金融秩序下，全球經濟約每隔10年就會進入一輪失衡風險積聚和釋放，甚至引發全球經濟金融危機。在分析全球經濟失衡的成因方面，國際社會討論焦點也一直在變化，既有儲蓄投資結構、產供鏈分工等市場因素，也有國際金融體系、宏觀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近些年來，全球失衡呈現新的特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認為，各國宏觀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在造成全球失衡方面具有關鍵作用;美國積累了巨大的債務失衡，需改善財政狀況，歐洲投資不足，需提升生產率，中國需擴大內需。這些觀點也反映出了全球失衡的系統性、復雜性。一些把全球失衡與“產能過剩”掛鉤、簡單歸因的觀點，故意混淆概念，存在邏輯誤區，甚至別有用心。

“中國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不符合事實。中國不僅是制造大國，也是消費大國。內需一直是中國經濟的主引擎，2013—2024年，內需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為93%。其中，消費和投資平均貢獻率分別為55%和38%。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從2013年的23.8萬億元，增長至2025年的50.1萬億元，規模翻了一番。按世行購買力平價折算，2025年中國社零總額相當于美國的1.7倍，已是事實上的全球第一大商品消費市場。當前，中國實物消費量全球第一，部分工業品人均年消費量已接近發達國家水平。近年來，中國社零總額增速放緩，與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相符合，也體現了中國消費結構升級趨勢，商品消費相對平穩，服務消費快速發展，過去5年人均服務性消費支出年均增長8.5%。把中國社零增速放緩視為內需不足，是不客觀、不全面的。“中國內需不足導致產能過剩”的論調，更是偷換概念，把市場微觀現象套用到宏觀結構層面。

中國持續擴大內需，致力于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強大國內市場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戰略依托。內需包括投資需求與消費需求。中國“十五五”規劃綱要對建設強大國內市場作了專篇部署，強調要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擴大有效投資，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推動商品消費擴容升級，釋放服務消費潛力，夯實居民消費基礎，持續改善消費環境，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未來十多年中等收入群體將超過8億人，人均GDP將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消費空間巨大、潛力活力足，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主引擎，也將為世界經濟增長持續注入強大動能。

(四)市場競爭與產能過剩的關系。

競爭是促進產能優化調節和產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每一次產業和技術革命都伴隨著產能提高甚至“過剩”、市場競爭推動技術升級和產業迭代的過程。企業為追求利潤和市場份額都會投資擴產，再通過市場調節，促使企業降本增效，帶來技術進步與效率提升。市場競爭本身，就是防止產能無序擴張的最有效機制，否則就會滯銷、虧損、被市場淘汰。政府的作用應是維護競爭秩序和公平環境，讓市場更充分發揮作用，使落后產能在競爭中自然退出。

各方應維護公平競爭，減少對全球產能分工合作的不當干擾。世貿組織的公平競爭原則和相關規則，是全球最廣泛接受的行為規范。近年來，一些經濟體將本國優先凌駕于國際規則之上，違反公平競爭原則，甚至以公平競爭為名、行保護主義之實，大量使用不公平手段。美國實施違規關稅措施、采取針對性投資限制，濫用出口管制和制裁，嚴重破壞公平競爭。歐盟采取了一系列經貿立法和措施，如《工業加速器法案》對外商投資電池、電動汽車、光伏、關鍵原材料四大新興戰略行業設置限制性要求，構成嚴重投資壁壘。指責中國“不公平競爭”“非市場政策做法”，是典型的“雙重標準”，才是真正的不公平。中國堅決維護世貿組織基本原則，堅定推動公平競爭，促進互利互惠共贏。中國已宣布在世貿組織當前和未來談判中，不尋求新的特殊和差別待遇，世貿組織總干事伊維拉指出，中國的決定體現了對更平衡、更公平的全球貿易體系的承諾。

中國積極營造公平競爭的一流營商環境。中國市場經營主體數量已突破2億，居全球首位。海量市場經營主體造就充分競爭環境，企業在這里直面挑戰、比拼實力，在優勝劣汰中打磨產品、優化服務。麥肯錫表示，中國是“全球最硬核的健身房”，磨煉出極具競爭力的企業，如今世界上找不到“另一個中國”。中國“十五五”規劃綱要明確提出，縱深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消除要素獲取、資質認定、招標投標、政府采購等方面壁壘，全面落實外資企業國民待遇，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維護公平競爭市場秩序。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2026年中國商業環境調查》報告顯示，92%受訪美企2025年在華業務實現盈利。中國歐盟商會發布《2026年商業信心調查》顯示，75%的企業認為其在華生產效率高于全球其他地區。

三、中國堅持在開放合作中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一)中國現代化產業快速發展靠的是創新驅動。

中國堅持創新驅動，走出了一條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創新，以產業升級促進科技迭代的有效路徑。創新驅動發展是中國重大的國家戰略，是中國經濟長期向好、行穩致遠的關鍵密碼。“十四五”時期，全社會研發經費年均增長10%，投入規模世界第二，2025年基礎研究經費比重超7%，創歷史新高。很多行業取得技術突破和領先，都是經過長周期、高投入研發，攻堅克難拼出來的。這才是中國產品競爭力的關鍵，而不是靠政府補貼。近年來，中國新能源、智能網聯汽車等產業蓬勃發展，背后正是新材料、動力電池、通信等科技突破。中國新能源汽車企業從20多年前開始持續進行研發投入和產業布局，形成了獨有的技術優勢，動力電池能量密度較2018年提升超50%、生產成本下降超60%。摩根士丹利報告顯示，中國電動汽車產業重心已從價格優勢轉向科技優勢，智駕系統等人工智能應用進一步鞏固其產業優勢。

中國堅持創新賦能，傳統產業含綠量、含智量顯著提升。中國支持企業以數智技術、綠色技術引領產業優化升級，促進高端化、智能化、綠色化發展。近年來，產業含綠量持續提升，累計培育國家綠色工廠8000多家，綠色工業園區600多個，246個國家綠色數據中心使用的一半電力是綠電。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開展數字化改造的比例達89.6%，數字化設備普及率達到57.7%。中國有109座燈塔工廠，全球占比接近一半。

中國強化創新應用，持續打造新產業新賽道海量“訓練場”。中國擁有完備的產業體系，任何一項有價值的科技成果在中國制造的加持下都能迅速轉化為實際產品。從長三角地區電子信息1小時創新圈、到深圳機器人谷半小時配套圈，再到高度發達的新能源產業圈，電動汽車整車廠可在4小時車程內解決所需配套零部件供應。中國擁有14億多人口的超大規模市場，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不斷涌現，可以為各類新產品、新服務提供“0到1”驗證和“1到N”放量的最佳試驗場。出口“新三樣”(新能源汽車、鋰電池、光伏產品)、信息消費“新三樣”(智能網聯新能源汽車、智能手機和電腦、智能機器人)等產業興起，與海量的應用場景密切相關。

(二)中國產業運行始終平穩健康靠的是持續深化改革。

中國持續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工業產能利用率保持在合理區間。近年來，中國通過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淘汰落后產能等措施，不斷改善工業產能利用狀況，整體供需基本平衡、運行態勢平穩。2025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產能利用率為74.4%，高技術制造業、高端裝備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產能利用更為充分。從細分領域看，近三年通用設備制造產能利用率平均達78.9%，電氣機械和器材制造74.8%，汽車制造73.3%，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76.9%。部分傳統原材料行業產能利用率階段性偏低，主要是結構調整、綠色轉型帶來的適應性調整，屬于產業提質升級過程中的正常現象。

中國不斷健全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營造產業發展良好生態。這些年，中國不斷加大資源要素保障，構建了企業主導、政府引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化投入體系，建設了一批重大科研裝置和科研基礎設施，每年培養理工農醫類大學畢業生約700萬人。中國深入推進體制機制改革，在知識產權保護、風險分擔、創新激勵等方面推出一系列新政策新舉措。中國不斷優化新業態新領域要素保障體制機制，加快建設新型電網、算力網、新一代通信網等新型基礎設施，有效破除阻礙資源優化配置的壁壘障礙，進一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促進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三)中國現代化產業發展對世界不是“中國沖擊2.0”而是“中國機遇2.0”。

美國等西方國家謬稱中國產業發展威脅西方國家壟斷地位，擠壓南方國家發展空間，拋出了所謂“中國沖擊2.0”論調。這不符合事實，是站不住腳的。過去十多年，中國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率一直保持在30%左右，是世界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過去，中國主要是以自身大規模市場、低成本要素為世界提供“市場紅利”，現在中國在提供更大“市場紅利”的同時，通過產業發展，為全球產業合作發揮了穩定錨和重要樞紐作用，創造了“發展紅利”。還通過科技進步，為全球提供越來越多的“創新紅利”。這些紅利交融疊加，給世界帶來的是更多的發展機遇、更大的發展空間，也就是國際社會越來越多提到的“中國機遇2.0”。具體體現在四個方面：

推動全球創新合作和科技進步。中國堅持開門搞創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很多創新走開源路線，讓更多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用得上、用得起新技術，提升其發展能力。中國人工智能開源大模型全球累計下載量已經突破100億次，可控核聚變、量子科技等大科學裝置向全球開放。高速成長的中國創新企業還給各國投資者帶來數倍甚至數十倍的回報。各國企業在中國能夠快速找到從研發、試制到量產的全流程合作伙伴，讓創新變得更高效，不僅在中國市場獲得成功，也提升了面向全球市場的競爭力。事實有力證明，中國新興領域技術和產品，帶給世界的不是沖擊而是機遇，不是威脅而是賦能。

加快全球綠色低碳轉型。氣候變化是全球性挑戰，實現綠色低碳轉型是各國的普遍愿望和發展需求。中國優質的新能源產品豐富了全球供給，推動了綠色低碳進程，有助于實現《巴黎協定》目標。國際可再生能源署(IRENA)報告稱，過去10年間，全球風電和光伏發電項目平均度電成本分別累計下降超60%和80%，很大一部分歸功于中國創新、中國制造、中國產能。美國《科學》雜志將“中國引領全球可再生能源迅猛發展”評為2025年世界十大科學突破之首。在全球能源緊張和人工智能帶動電力需求上升的背景下，綠色轉型正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方向。國際能源署(IEA)預測，到2030年，全球數據中心耗電量將接近1萬億度，其中40%新增電力將依賴可再生能源。中國在太陽能、儲能及電氣化領域具備顯著規模與技術優勢，有能力提供綠色能源設備與解決方案。

進一步增進各國民生福祉。近年來，全球經濟陷入增長乏力和通脹高企困境，高質量、高效能、高性價比的中國產品，豐富了全球供給，降低了生活成本，緩解了全球通脹壓力。中國紡織家居、日用消費品、智能終端、家用電器、醫療物資等產品出口覆蓋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為全球消費者提供穩定、可靠、多元的產品選擇。澳大利亞媒體報道，中國商品抑制通脹現象已從生活必需品擴展到太陽能電池板等高技術設備，美國和歐洲消費者享受了巨大實惠。歐央行發布報告測算，如果2026年歐盟從中國進口增加10%，歐盟整體進口價格將下降1.6%。巴西媒體報道，在全球成本持續上升背景下，中國憑借制造業體系優勢保持了相對溫和的通脹，助力包括巴西在內的新興市場緩解通脹壓力。

助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中國出口為發展中國家降低了制造業進入門檻，從縫紉機、紡織機械到工業機床，提供了質優價美的生產設備和零部件。2012—2024年，中國向發展中國家出口紡織機械超300億美元，助力越南、巴基斯坦、孟加拉國等成為重要紡織品生產和出口國。中國進口也為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創造了機遇，2010—2025年，中國自發展中國家和最不發達國家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分別增長3.5倍和16倍。中國投資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工業生產能力，中國在境外設立企業5萬多家，投資存量超3萬億美元，近九成分布在發展中經濟體，帶動輕工、紡織、家電等領域一大批項目落地，推動了數字、綠色等新領域發展，助力東南亞、中東、非洲等地區眾多發展中國家從供應鏈邊緣上升為全球制造網絡重要節點。

四、共同推動構建開放包容的全球產供鏈合作格局

(一)促進互利共贏，推動共同發展。

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深度交融、產業相互融合，以互利、務實的產供鏈合作，做大全球發展“蛋糕”，是各國共同利益所在。

以產業迭代創造新需求。各方應共同把握好新一輪產業革命和科技變革機遇，增強綠色低碳、人工智能、生物制造等領域國際合作，充分發揮前沿、新興產業增長快、潛力大等優勢，通過共享科技紅利破解增長瓶頸，為全球經濟持續復蘇提供新動能、注入新活力。

推動均衡發展擴大新空間。各方應更加重視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存在的“真失衡”問題，加強產業與貿易投資合作，促進更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融入國際分工體系，加快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促進經濟發展和市場規模擴大，為全球產業合作提供“新藍海”。世界經濟的蛋糕做大了，利益分配的矛盾就變小了。

(二)尊重市場規律，推進經濟全球化。

全球產供鏈是市場規律、企業發展、科技進步等共同作用的結果，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人為強行干預只會適得其反。

堅持以開放融通促進要素流動。各方應促進產供鏈全球良性循環，推動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提升要素資源配置效率，防止市場分割、投資設限、加筑壁壘造成產供鏈堵點。堅持優勢互補、平等互利，共同打造和維護全球開放創新生態，讓國際產業合作發揮更大效益。

反對將經濟問題政治化、泛安全化。各國通過競爭合作，提升自身產業影響力和韌性，是正常訴求，不應人為政治干預，扭曲全球資源要素合理流動的市場底層邏輯。把“降依賴”“去風險”擴大化、政治化，只會錯失更多發展機會。各方應尊重經營主體的投資決策與商業布局自主權，構建公平、穩定、可預期的營商環境，讓企業回歸市場本質，按經濟規律辦事。

(三)加強產業政策協調，維護良好合作環境。

主要經濟體在全球產供鏈合作中參與度深、影響力大，產業政策具有外溢性，應加強溝通協調，增進互信，發揮表率作用。

共同推動全球產供鏈穩定暢通。主要經濟體應堅持平等協商、妥善管控分歧，摒棄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反對歧視性、排他性做法，避免封閉設限、逐底競爭，給全球產業合作制造更多障礙和不穩定因素。歐美對華經貿限制措施嚴重損害雙方互信和合作，也嚴重損害歐美自身利益，對全球經濟發展和產業合作帶來不利影響。

加強多雙邊產業政策對話。各方應依托多雙邊平臺，健全產業政策常態化溝通機制，堅持公開透明，闡明政策目標，以建設性對話消弭誤解、回應關切。在世貿組織框架下加強補貼透明度交流，通過平等協商妥善處理分歧，按期提交補貼通報并主動回應成員關切，共同營造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

(四)擴大市場開放，共創合作機遇。

開放帶來進步，封閉必然落后。各方應拆除壁壘，擴大開放，不斷挖掘市場潛力，為產業合作提供更大的空間。

削減貿易往來壁壘。貿易規模越大，出現分歧摩擦越難避免。把眼光只放在“筑墻”上，只會加大矛盾，無助于問題解決。各方應堅持開放合作，促進國內外要素跨境流動便利化，促進市場充分競爭，激發企業活力，不斷豐富新供給、創造新需求。封閉的結果，只能是市場沒有源頭活水，創新發展受到更大阻滯。

減少投資合作障礙。投資合作是做大蛋糕、拉緊紐帶、增進互利的重要途徑，既滿足當地需求，也帶動東道國發展。各方應放寬投資領域準入限制，簡化程序、消除壁壘，為外國投資者提供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環境，更好保護投資者的正當合法權益。反對嘴上歡迎、行動上挑三揀四，更不能以外資審查條例、外國補貼條例為武器，對企業進行歧視性調查，施加強制性要求。

(五)堅持多邊主義，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

多邊主義是人類社會汲取兩次世界大戰慘痛教訓得來的寶貴財富，需要國際社會倍加珍惜。

堅守世貿組織基本原則和規則。以公平、透明、非歧視、開放為基本原則的世貿規則體系，是多年以來維護全球經濟貿易穩定發展的基石，多邊貿易理念深入人心，誰也不想再回到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各方應與時俱進推進世貿組織改革，重振世貿組織權威性、推動世貿組織規則更新、重建世貿組織成員信任，堅持最惠國待遇原則，共同努力把全球貿易穩定在多邊框架下，穩定在各方共同接受的規則下，最大程度保障不同經濟體在國際經貿往來中的正當權益。

促進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公正合理。各方在經貿往來中應堅持平等互利，尊重對方發展階段和國情實際，共同抵制以大欺小、以強凌弱，特別是不能以損害第三國利益為代價，來換取與強權媾和。各方應堅持真正的公平競爭，努力讓自己跑得更快，而不是絆倒別人;不能說一套、做一套，也不能只允許自己干、不讓別人干。更好發揮G20、金磚國家、APEC等多邊和區域合作機制作用，共同守護公平正義，完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

結束語

產能問題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伴隨產業迭代、市場波動、分工演變出現的正常現象。各國應堅持以市場眼光和全球視野，從經濟規律出發，客觀、辯證看待所謂的產能“爭議”，多探討合作而非制造對立，共同致力于打通全球供需堵點，優化全球資源配置，推動全球產業健康可持續發展。

各國經濟，相通則共進，相閉則各退。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世界的繁榮也需要中國。中國愿同各方一道，維護全球自由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維護開放合作的國際環境，推動全球經濟向著更可持續、更為普惠的方向發展，促進世界共同繁榮，讓發展成果惠及各國人民。